由军事要塞到贸易中心厦门为什么只是福建第三大城市?

2020-03-23 23:50 军事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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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福建各地级市经济排名中,厦门GDP总量和增速均位居福建省排名第三,第一名是领跑福建经济二十年的泉州,第二名是省会福州。

  对于厦门来说,由单纯的军事要塞成长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这反映了厦门由边缘城市到区域性中心城市再到全国重要城市的发展。但对比来说,位居第一的泉州GDP接近厦门的两倍,增速也远高于厦门,可见厦门并没有因为其特殊的地位而一家独大。

  厦门发展受制于面积,这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厦门面积仅有1699.39平方公里,排名全国倒数第四,相较于动辄一万平方公里以上的省内城市福州、泉州以及同样副省级城市的青岛、大连,厦门只是它们的零头。因此,即使作为通商口岸和经济特区,狭小的经济腹区和自身面积有限这一短板限制了厦门发展的空间。

  除了面积太小以外,这一现象的形成也有其历史原因。厦门始筑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厦门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港阔水深,避风条件好,其海岸线米深以上的深水海岸线世纪初法国人霍尔德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的港口之一”,清代《厦门志》也称其为“东南门户”。

  起初厦门作为海防重地开始引起重视,明中后期在厦门驻扎官兵防备海盗,16世纪开始逐渐取代泉州和漳州作为东南地区海上交通枢纽,崇祯年间月港因海禁封闭,厦门正式取代其地位。

  公元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福建本地的实力派—郑氏家族在郑成功的带领下坚持不懈的进行反清战争。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两地为根据地进行反清战争,但终究是“器械不备,粮饷不足”,为了扩充实力,郑成功在其家族原先经营贸易的基础上,以厦门为中心开拓了覆盖日本、东南亚的贸易网。

  有日本学者统计,1650年前后到日本的70艘中国船中有59艘来自郑氏所控制地区,繁荣的贸易为郑成功的抗清运动提供了充足的粮饷,也使厦门进一步向贸易中心的发展。

  郑氏的抵抗最终还是失败了,康熙二十二年大将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在在澎湖列岛大破郑氏水军,同年郑氏向清廷投降。

  此前清廷为打击郑氏而实施“海禁”,厦门贸易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大患已除,清廷遂于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并在厦门设置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在厦门的船只每年春初趁东北风直接通航到今天新加坡、泰国等地,次年初秋再借西南季风返回,一时间“番船往来,商贾翔集,物产靡至”。

  但清廷贸易政策向来不稳定,此后数次施行海禁又数次开禁,厦门的贸易颇受影响,最终自嘉庆二十年起清廷只许广州一口经手茶叶贸易,厦门更受打击而暂时衰落。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前夕,此时已经少有洋船出入厦门,但英国依然看中了厦门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之一。厦门随即迎来了一次贸易的高峰。

  1844年厦门进口英国货物8.065万英镑,1847年涨到了17.958万英镑,在经历了1848年到1850年的短暂阵痛后,厦门的进口额已经超过20万英镑,1852年更是超过40万英镑。

  其出口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1850年厦门出口值是1845年的两倍以上,作为通商口岸厦门成为了福建地区的贸易中心,福建内陆地区大量的茶叶、烟丝等货物经多级市场集合于厦门,再由厦门运至国外,连此前的贸易中心泉州都成为了厦门的腹地。

  这些竞争一方面来自国外,就拿茶叶贸易来说,在19世界70年代末期日本茶开始登陆美国市场,严重冲击了厦门的茶叶贸易,日本茶不光加工方式先进,而且没有国内贪官污吏盘剥,成本更低,受此影响厦门的茶叶贸易逐渐衰落。1877年厦门尚且出口美国茶叶47118担,1885年降为21691担,甲午战争以后就基本停止了对美国和英国的茶叶出口。

  另一方面是是省内的竞争,狭小的面积限制了厦门所依赖的经济腹地,与同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等地相比,厦门则缺乏竞争力。如1849年厦门英货进口值仅为广州的14.4%,上海的25.8%,即便是厦门一直以来所倚重的茶叶出口额也不如上海、汉口等地。

  与厦门相比福建省内的另一通商口岸——福州的经济实力明显更强。福州本与厦门同为第一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但由于福州地方官的坚决抵制,一度将部分英国商人气的“誓不再来”,所以在成为通商口岸初期福州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什么起色。

  直到1853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上海地区的茶叶贸易,清政府被迫解除福州茶禁,福州的对外贸易瞬间兴盛了起来,其贸易量迅猛增长,很快就超过了厦门,到1863年福州进出口总值在11个通商口岸中就已经仅次于上海、汉口,位居第三。

  对外贸易上福州压厦门一头,近代工业发展上福州也在厦门之上。两地近代工业起步时间相近,福州略晚于厦门,但得力于省会的地位,自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在福州兴办了一批官办企业,如著名的福州船政局、福州机器局均创立于这一时期,在官营企业的带动下,福州的民营企业也有所发展,比如1911年福州商人刘崇伟等人建立福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内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

  与福州不同,厦门兴办近代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华侨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尤其是华侨资本,官营资本的则近乎于没有。有学者估算华侨资本占近代厦门民族工业资本的80%-90%,也因此虽然厦门近代工业起步早于福州,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进一步的发展。

  就论实力而言,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资本实力绝对比不上官营资本,且华侨投资大多集中于房地产领域,投入工业发展的相对较少,所投入的工业的资金也大多集中于民用工业,所以厦门的近代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资本数量乃至工业类别上都比不上福州。

  1935年福建省统计室数据中福州工业资本达到了6687575元,厦门资本仅为5335000元,受限于当时的行政效率,福州方面数字存在一定的水分,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在工业领域福州完全领先于厦门。

  近代以来,福建省形成了厦门、福州两大中心城市,但无论商业还是工业,福州都在厦门之上,很大程度是因为福州作为省会辐射范围更广,腹地范围更大,体量也更大,使得厦门的中心地位一直在福州之下,这一点的影响持续至今。

  建国后,厦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20世纪90年代厦门还成为国家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经济管辖权力,厦门经济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5.6%,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

  虽然厦门的发展很快,但不要说和后来成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深圳相比,即使在福建省内,除了福州之外,泉州也在改革开放之后超过厦门,甚至超过福州,成为福建省经济第一。

  若说起宋元时期的泉州,那是当之无愧的贸易中心,但到了明代泉州逐渐衰落,贸易中心转移到漳州,之后再转移到厦门,泉州反倒一度沦落为厦门的附庸。抗日战争时期,厦门为日寇所占领,进出口贸易大部分转移至泉州进行,泉州在闽南地区的地位有所上升,是其复兴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兴起了地方乡镇企业热潮,泉州抓住这一机遇率先从晋江、石狮等地兴办大量乡镇企业,其中尤以晋江县为最,并开创了独居特色的“晋江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以民营企业为主,轻工产业集聚为特点的“泉州模式”。大量的民营企业为泉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和创新力,同时适应时代的发展搞品牌、搞创新。

  自2006年起,泉州进入转型发展阶段,除了传统的制造业之外还着重发展金融服务业,让泉州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充足的活力。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总值全省倒数的泉州一跃成为福建省经济第一,并连续保持二十年之久。

  可以说虽然厦门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和经济特区,在福建省内具有特殊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像中西部许多省份那样,受到政策照顾的城市一家独大的形势。

  总的来说,福建省内的城市各有特色,存在许多竞争对手,福州作为老牌省会经济实力一直在厦门之上,泉州则作为后期之秀凭借活跃民营经济反超厦门,面积太小的厦门虽然实力不俗,但也只能在福建省内屈居第三了,使福建省内出现了多个中心城市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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